一个时代的幽暗或光亮，只有离得越远，才看得越清；一个符号的模糊或清晰，只有时日越长，才越发可感。今日望向90年前的五四，有热血青年手中一卷卷静默的字报，有疾步街头挥拳向天的身影，还有包括新思潮、文学革命、学生运动、工商界罢市罢工，抵制日货运动，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。纪念的意义，不只在于记取那些泛黄的场景，也不只在于重温洪流碧波中的姓与名，更多的还在于因应当下，平心静气地重估其社会价值。
五四的意义不在于沉淀成一个圭臬、一种图腾，恰恰是以价值重估的方式重新检讨中国传统文化、经济社会体制，通过思想意识来改造中国。90年前，尽管那一群生猛鲜活的“牛人”都有着知识分子自古而然的天真——希冀借助某种思想革命、某种主义一劳永逸地解决当时中国所有的内忧外患——但是，他们面对当初的政治乱象并没有含糊，没有纠结于方式方法的争辩，而是以巨大的思想创造力，为时代启蒙，为民众启蒙，为中国现代思想、文化和社会政治史启蒙。
90年来，五四在民间，无论正解或误解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：中国人都接受了五四运动中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风头正健这一事实。当年的新知识分子们，如笛卡尔一样怀疑一切，像伏尔泰一样蔑视偶像。他们有坚守的思想体系，他们有更人性的功利主义的价值标准。他们热衷于批判与摧毁，而不是妥协与修补。他们开始诉诸理性而非惯性，诉诸自然法则而非人定铁律，诉诸人道主义和美的意识而非伦理规则与宗教。他们即便是特立独行的姿态，也是为了摆脱旧习惯、旧风俗的束缚，改变当时人们的思想与情感，摧毁旧传统，使公众对于改革持更开放的态度。一句话，他们从头到脚都在为一场伟大的改革鸣锣开道。正因如此，一些学者认为“五四运动”是中国式的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。
五四启蒙了我们什么？最核心的是“德先生”与“赛先生”。事实上，即便是90年之后，这一价值启蒙仍未过时。一是中国真正成为“德先生”与“赛先生”忠实粉丝的和平年代并不久远，在这一层面上，谈不上资深；二是囿于上千年专制传统与某些思想遗毒的侵袭，长期以来，“德先生”与“赛先生”人气失衡，及至今天，我们才敢于宣称“德先生”是个“好东西”。今年3月7日，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“人文之声”讲座上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富仁用历史反观现实，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不仅有从国家要求层面上的“科学”和“民主”，还有属于老百姓诉求的“自由”与“平等”，这四个关键词至关重要。
历史上的五四是一场青年运动，更是人的觉醒。百年来的奋斗与追求，我们实现了强国的愿望。今天，当我们回头纪念这场声势浩大的青年运动，更有勇气、更有胆识、更有气量去诠释好“五四叙事学”——让历史归于常识，让价值显于启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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