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，催生了胡适与鲁迅两位代表人物。胡适倡导“文学革命”，以白话诗、白话文叱咤学界。鲁迅则以短篇小说《狂人日记》、《阿Q正传》享誉文坛。然而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分化，两人渐行渐远，昔日同一战壕的战友渐成形同陌路的论敌。
先看鲁迅眼中的胡适。对于《新青年》时期的胡适，鲁迅持肯定、赞美态度。他说：“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。”“我佩服陈胡”。（《且介亭杂文·忆刘半农君》）他们一起讨论问题，商定稿件，又书信往来，互借图书资料，关系颇为亲密。鲁迅在《无声的中国》、《怎么写》等杂文中，称胡适是文学革新的最先“尝试”者，胡适的日记“一定该好得多”。读了胡适关于白话文的论著后，鲁迅赞其“警辟之至，大快人心！我很希望早日印成，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，胜于许多空理论”。（1922年8月21日致胡适信）但后来因为胡适主张青年学生埋头读书，少参与政治，加之与新月派文人陈源、梁实秋等的争执，以及胡适宣扬“好政府”主义，又受到逊位的皇帝溥仪、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的“垂询”，鲁迅遂与胡适分道扬镳。可以说，从1920年代中后期到1930年代中期，鲁迅对胡适成见日深，写了不少讽刺、批评胡的文章。左翼革命文学家鲁迅与右翼文化泰斗胡适，当然是势不两立、水火不容的。鲁迅对胡适由褒而贬，由扬而抑，由赞誉而至讽刺、排斥，连原先捧作“警辟之至”的《白话文学史》，后来都指为“也不见得好”了。
无疑，胡适的政治倾向偏右，他不赞同鲁迅的激进主义，而主张渐进的改良主义。但胡适其实并不热衷于政治，五四时期提倡的启蒙思想、自由主义并没有因他受当局器重而放弃，相反，胡适坚守终生。就在鲁迅与新月派的笔仗打得不可开交时，《新月》杂志曾被国民党政府查禁，胡适写了《我们要我们的自由》、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》等长文，驳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，批判国民党政府扼杀新闻、言论自由的文化专制。为此，胡适一度被当局“封杀”，不准其公开发表文章。
即便是在1950年代的台湾，胡适也没有完全依附于蒋介石。1954年，蒋提名胡适当“总统”候选人，胡公开声明否认：“如果当选，我宣布无效。我是个自由主义者，我当然有不当‘总统’的自由。”1958年4月10日，胡适出任“中央研究院院长”，蒋介石、陈诚到场祝贺。蒋在致词中吹捧胡适“品德高尚”，号召发扬“‘明礼义，知廉耻’之道德力量”，胡适于致答辞时当面反驳，说蒋的话“有点错误，至少，‘总统’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”，现在的任务不是“讲公德私德”，研究院、学术界“应做的工作，还是在学术上”。这番话气得蒋介石脸色铁青。在专制者面前，胡适表现出与鲁迅一样的硬骨头精神。
胡适又是怎样看待、评价鲁迅的呢？
在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》中，胡适总结五四白话文学的成绩，称“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‘鲁迅’的。他的短篇小说，从四年前的《狂人日记》到最近的《阿Q正传》，虽然不多，差不多没有不好的”。1922年时的胡适对鲁迅推崇备至，几乎把短篇小说的创作成绩，完全归于鲁迅一人。对于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的抨击以至谩骂，胡适非常大度，以“老僧不见不闻”的淡定，不生气，不着急，不理会。所以，我们迄今未见胡适回骂鲁迅的文字。尤为难得的是，当鲁迅遭到无端谩骂、人身攻击时，胡适反而出来为鲁迅辩诬、主持公道。1936年11月，苏雪林致信蔡元培、胡适，对鲁迅大肆攻击。她说鲁迅“心理完全病态”，“人格卑污”，“简直连起码的‘人’的资格还够不着”……胡适于是年12月14日复信，告诫苏雪林“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”，批评她用“衣冠败类”、“奸恶小人”等字句“尤不成话”，“是旧文字的恶腔调，我们应该深戒”。胡适还告诉她，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“抄盐谷温，真是万分的冤枉。盐谷温一案，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”。胡适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确评价人物的问题：“凡论一人，总须持平。爱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，方是持平。鲁迅自有他的长处。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，如他的小说史研究，皆是上等工作。”
鲁迅在胡适心中永远是有成就、有价值的思想家、文学家。比起一些左翼作家的“党同伐异”，摒弃了党派的、政治的、情感的偏见的胡适，其见解不是公允、高明得多吗？
值得一提的是，关于假如鲁迅活到新中国，他会有怎样的命运的问题，胡适与鲁迅的看法竟不谋而合。1936年春，冯雪峰受中共中央委派，由延安回上海做统战工作，时受四面围剿的鲁迅曾以玩笑的口吻对冯雪峰说，“你们来时，首先要杀我吧！”冯连连摇头说，“那弗会，那弗会！”20年后的1956年，“清算胡风”的运动把一大批文化人打成“反革命”，投入大牢，或下放劳动改造。身在海外的胡适得知此情后说，“鲁迅若不死，也会砍头的”。
与鲁迅1936年的盛大葬礼相比，1962年胡适的葬礼有过之而无不及：棺木上覆盖北大校旗，百余团体公祭，自发送葬者达30万人，不少工厂停工，学校停课，商铺停业，从离墓地两公里外始，沿途居民家家焚香，户户路祭，创下鲁迅逝世后任何文化人未能企及的哀荣大观。但恰如半副挽胡适联语云：“共党既骂之，国人又骂之，容身无片土，天乎痛哉！”生前运交华盖，死后哀荣亦枉然。
胡适与鲁迅，一个激进的革命文学家与一个渐进的自由思想家，生前死后的际遇如此相似。他们从“五四”出发，走向殊途，最后又同归“五四”，成为偶像。这是五四新文化的幸事，还是它的悲哀？
谨以此文纪念“五四”，并纪念胡适与鲁迅—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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